中国政府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在中英联合声明中已经有了明确的表述，即联合声明附件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的具体说明》。1990年4月4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法律的形式，完整体现了中国政府对香港的基本政策。中国政府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的主要内容，简而言之，可以概括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保持香港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

“一国两制” 邓小平曾对此作过一个概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10亿人口的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具体讲来，即在中国统一的国家内，在香港回归后，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特别行政区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

“港人治港” 主要是指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由香港当地人组成，而不是由中国内地派人去任职，中央政府不向特区政府派一官一吏。

“港人治港”有个界线和标准，就是必须由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未来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主要成分是爱国者，当然也要容纳别的人，还可以聘请外国人当顾问。什么叫爱国者?爱国者的标准是，尊重自己的民族，诚心诚意拥护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不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

高度自治 国家依法授予香港特别行政区以高度自治权，中央政府不干预属于特别行政区自治范围的事务。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包括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但高度自治不等于完全自治。为维护国家的统一，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中央政府保留了必要的权限。例如，与香港有关的外交事务以及香港的防务由中央人民政府负责管理。

保持香港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变的具体含义 香港特别行政区原有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法律基本不变。社会、经济制度是基本的制度，香港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制度基础上的，这一社会、经济制度关系到香港的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国家提出“一国两制”方针，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变，其目的之一在于维护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这符合香港广大居民的愿望，同时也有利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

为了维护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社会稳定与经济繁荣，香港原有的法律制度基本不变，不将中国内地的法律制度搬到香港来实施。香港居民长期生活于原有的法律制度下，已习惯于原有的法律制度，法律基本不变也符合香港居民的愿望。

生活方式与社会、经济制度密切相关。香港市民的生活方式是与其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相联系的，并在长期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形成的。因此，应当允许“马照跑、舞照跳、股票照炒”，保持原有生活方式不变。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前实行的政治制度，也尽可能少作改变，以利于香港的平稳过渡。

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

中英联合声明的签署

1984年9月26日，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终于在北京草签。中国代表团团长、外交部副部长周南和英国政府代表团团长、英国驻华大使理查德伊文思分别代表两国政府签字。周南说，联合声明根据“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为香港未来的稳定和繁荣提供了有力保证。伊文思说，英中两国政府一致认为通过协商妥善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香港问题，有助于维持香港的繁荣与稳定。

中英联合声明包括一个主体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三个附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的具体说明》《关于中英联合联络小组》和《关于土地契约》。《联合声明》包括三方面的基本内容：第一，确认中国政府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英国政府届时将香港交还中国。第二，中国政府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第三，中英两国合作保证1997年香港政权顺利交接的有关原则和具体规定。

1984年12月19日，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在北京正式签署。撒切尔夫人专程赶到北京，同中国总理分别代表两国政府签字。她在签字仪式上说：“刚才我们分别代表各自政府签署的关于香港前途的联合声明，在香港的生活史上、在英中关系的历程中以及国际外交史上都是一个里程碑。从现在起到1997年和1997年以后，在保持对香港的信心，以及在继续保持其稳定、繁荣和发展方面，协议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中英联合声明》得到了国内外的普遍赞誉，大多数国际舆论都认为香港问题的和平解决有助于保持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有助于维护世界和平。《联合声明》签署的同日，香港股市恒生指数上升到1187.54，为当年的新高峰。

1985年5月27日，两国政府在北京互换批准书。《中英联合声明》自此正式生效，香港进入过渡期。

从《中英联合声明》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中国政府在《中英联合声明》中系统地阐述了对香港问题的基本方针政策，但这些方针政策仅仅体现在外交文件上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以国家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的制度，以保证国家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的实施。1985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在审批《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的同时，决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作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工作机构，制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中国政府运用“一国两制”理论解决香港问题经历了一个探索、研究、实践过程。中国政府在中英关于香港前途问题谈判的过程中，将“一国两制”理论具体化为解决香港问题的12条基本方针;《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又进一步将“一国两制”理论和中国政府的12条基本方针具体化、法制化。中国政府通过4年多的努力才完成的《香港基本法》，全面体现了“一国两制”的方针和中国政府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12条基本方针。这是“一部具有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的法律著作”。

《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都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文件。《中英联合声明》是一个外交协议，是中英两国政府之间通过外交谈判达成的解决历史遗留的香港问题的文件;《基本法》则是中国的法律文件，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来制定，是用国家法律形式来表明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并按“一国两制”的方针来管理1997年7月1日以后的香港。

1990年4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并决定基本法于1997年7月1日起实施。

香港问题的圆满解决，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事件。中国政府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洗雪百年民族耻辱，这标志着中国人民为完成祖国统一而进行的斗争取得了重要胜利。

香港问题的圆满解决具有广泛的国际意义，它为和平解决不同国家间的历史遗留问题创造了新经验，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

香港问题的圆满解决显示了中国政府“一国两制”方针的正确性，也显示了中国是一个有实力的国家。正如邓小平先生所说：香港问题能够谈成，“主要是我们这个国家这几年发展起来了，是个兴旺发达的国家、有力量的国家，而且是个值得信任的国家。”社会主义中国的强盛，是圆满解决香港问题的根本条件和保证。

中国政府对澳门问题的立场和政策

澳门作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由于历史的原因长期被葡萄牙占领，但中国历届政府都从未在澳门的主权问题上作过让步，也从未在法律上将中国对澳门的主权让予他国。因此，中国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只是时机问题而已。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中葡两国的友好建交以及中国统一大业的推进，中国对澳门行使主权的时机已逐步成熟。进入20世纪80年代，解决澳门问题成为中葡两国政府的一个重要的现实课题。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明确宣布，废除过去所有列强强加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不平等条约。对于一些历史遗留下来悬而未决的问题，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在条件成熟的时候，经过谈判和平解决，在未解决之前维持现状，例如香港、澳门问题，以及一切未经双方正式划定的边界问题。1972年，中国政府在致联合国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的备忘录中指出：“香港和澳门属于历史遗留下来的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结果，香港和澳门是被英国和葡萄牙当局占领的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完全是属于中国主权范围内的问题，根本不属于通常的所谓殖民化范畴。我国政府主张，在条件成熟时，用适当的方式和平解决港澳问题，在未解决以前维持现状。”1972年3月10日，中国驻联合国大使黄华在联合国大会上代表中国政府声明：“香港和澳门系英国与葡萄牙政府所占领的中国领土;香港与澳门问题的解决完全是属于中国主权范围内而不能等同于其他殖民地。中国政府一贯认为，关于港澳问题，应在时机成熟时，以适当方法解决，联合国无权讨论此问题。”从而表明了中国政府对澳门主权的坚定立场。联合国非殖民化特委会于同年6月15日通过决议向联大建议从殖民地名单中删去香港和澳门。1972年11月8日，第二十七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批准了该特委会的报告。

同时，为了澳门的安定和维持澳门社会现状，中国政府从国家利益和澳门居民的利益着想，在政治上执行维护澳门安定的政策，在经济上对澳门实行扶助的政策，以足够数量和合理甚至优惠的价格长期供给澳门生活用品和生产资料，支持澳门经济的发展。尤其是1978年以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建立经济特区，锐意发展经济，将澳门视为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和国家统一能起重要作用的“窗口”和“桥梁”，进一步促进了澳门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

1979年2月8日，中葡建交，两国就澳门问题达成协议，指出澳门是中国的领土，暂时由葡萄牙管理，澳门问题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在适当的时机，中葡两国通过友好协商 解决。

1987年，中葡两国在北京正式签署关于澳门问题的《中葡联合声明》，宣布我国将于1999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这是继1984年中英两国圆满解决香港问题之后，中国现代史上又一件政治大事。

1993年3月31日在全国人大八届一次会议上，顺利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标志着澳门进入了后过渡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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