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生：你眼中的中国是怎样的？

林恪：很难回答，不只有一个中国，有很多中国。你们的中国、出版商的中国……

留学生：你觉得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国家影响力的提高，是否会在西方引起一股新的汉学热？

林恪：欧洲现在已经刮起一股汉学热。比如在荷兰，中学就开始学汉语，有几个小学也开设了汉语班，一些学生对汉语非常感兴趣，很热情地在学。这是2005年以后的一个趋向，我想跟2008年的奥运会也有关系，它让很多人开始发现一个新的中国。

现在荷兰只有莱顿大学开设汉学，那也是我本科的学校。我上学时每年有一百多名新生入学学习汉学，上世纪90年代慢慢减少为每年20个左右，现在是120-150人每年。鉴于荷兰人口很少，这已经算是很大规模了。

我估计大部分人对中国文化很感兴趣，想着以后来中国做生意，但是相对来说对文学感兴趣的人比较少。这与相比20年前，年轻人阅读小说的习惯慢慢减少也有关系。

留学生：在荷兰学汉学甚至是做研究的都不多，你怎么会对汉学感兴趣呢？

林恪：首先我上中学的时候就很喜欢学外语。在荷兰课程是可以选择的，我物理化学都不学，专门学语言，德语、法语、拉丁语学过。到了上大学时很想学一门外语，就想选择最难学的、最遥远的、最不一样的外语，中文、阿拉伯文、俄文让我最感兴趣，因为它们最难学，最后我选择了最有挑战性的汉语。

还有一个原因，上世纪80年代中旬，我在电视上看到一个讲汉语的节目《你好》，一位来自哈尔滨的荷兰籍华人韩老先生在电视上写书法，教人讲一些简单的汉语。韩老当时还在老人大学教汉语，他人很好也很幽默，很多荷兰人都经由这个节目知道他。这个节目让我觉得汉语是一种很有意思的语言，就想学习。这让我在十六七岁对中国还一无所知，甚至不知道毛泽东是谁时，就凭着兴趣学起了汉语。

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我还要特别感谢我的父母。当一些人怀疑学习汉语是否有前途时，我的父母却支持我就读汉学系。事实是，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越来越多西方人对中国产生了兴趣，纷纷去往中国做生意。荷兰的一些大公司也开始在中国开设办事处或建工厂，比如飞利浦。后来大家慢慢意识到我选对了，等我长大后中国也可能是一个很大的市场。

不过就我个人而言，我学汉语就单纯地是为了学习语言，并没有想要通过这赚钱，也没有做生意的野心。

正在翻译《红楼梦》

留学生：我知道，你正在将《红楼梦》翻译成荷兰语，这项工作进行到什么阶段了？

林恪：已经翻译到第六十回，差不多一半了。这本书是由三个人合译的。

留学生：三个人合译，如何统一风格？

林恪：如果译者风格差异太大会是一个问题。不过风格可以根据各自的想法商量出来。而且有时两三个人合译效果还会更好，因为有错误会有人帮你指出，会少犯一些错误。对于我来说，合作翻译不是什么问题。

留学生：将中文翻译成荷兰语，是翻译成有本土气息的荷兰话还是有翻译腔的荷兰话？

林恪：我会尽量避免翻译腔，但是这个很难自己判断。我也遇到这个问题，翻译得太……我自己很难说。按字面意思直译不太好，意译又比较难。有时汉语中最简单的东西，翻译起来就会很难。比如中国人常说“你吃饭了吗?”在国外人家就会很认真地回答你“没有，肚子饿。”他们不知道这句话跟“你好”是相近的意思。那你怎么翻译呢?直译成“Did you eat already?”不对，你译成“hello”好像也不太对。

留学生：翻译《红楼梦》难吗？《红楼梦》中对于细节的细微描述是一个特色，比如有很多对于衣服、饮食的详细描述，你们在翻译中是怎么处理的？

林恪：翻译《红楼梦》太难了，但是可以学到很多东西，非常有意思。

细节的东西很难翻译。要翻译好首先是要查很多新字。原著中描写布料、衣料的都是一些很罕见的汉字需要查字典。另外，就是要对原著中出现诸多细节描述有一个理解。可以说这不仅仅是中西文化差异的问题，也是时代的问题。就是西方的小说，两三百年前的写法也和现在不一样。当时没有摄影摄像技术，更没有电影，作者的思维方式也会跟现在不一样。这就导致他们在介绍一个人物时，要先很详细地描写他的一切，包括穿什么衣服、长什么样的脸。这种差异可以接受，因此翻译起来问题不是很大。

留学生：翻译《红楼梦》时最难的是什么？

林恪：最难的是翻译对话。《红楼梦》中的大部分篇幅都是对话，对话中有很多很微妙的、不直接挑明的东西很难翻译，你要准确地表达说话者的意思。比如他表面上在夸一个人，但其实是在骂对方。可能是由于文化差异，这是中国人的一个特色。从西方人的角度来说这是很特别的一个东西。西方当然也有这样的一些情况，但是方式不一样。所以从对话里很难找到一个语调的问题，怎么把这个很虚伪的或者互相吵架或者互相挑逗的，翻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