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参选人就一定要与中国为敌。实际上，两党政客都承认与中国合作的必要。民主党人强调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各国协力，重视中美经贸关系；共和党人也看到，要解决朝核等全球安全问题，中国不可或缺。在全球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现实下，管控矛盾、寻求共赢仍是主流。美国政治的多元和制衡特征决定了，极端的政策主张难以占上风；意识形态导向再强烈的领导人，也须在现实的多重博弈中找到理性落脚点。政客们在竞选阶段为吸引一部分选民而不无夸张的主张，进入实际政策制定和执行阶段，必然要受到多元利益的约束，趋向缓和。

但是，随着世界经济与政治格局的演化，特别是中国更加积极地参与塑造世界秩序，中美关系必将进一步复杂化。经济上，两国还将相互渗透依赖，同时面临永恒的利益竞争；政治上，两国体制的反差日益凸显，对话的机会增多但沟通的难度却在加大。中美和平共处，需经过双方努力方可达致。中国领导人提出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显然是意识到了这种复杂性的挑战。其要义是管控分歧、防止战略误判。不过，要真正避免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必有一战的“修昔底德陷阱”，并不能仅仅依靠两国领导人的承诺和意愿，更要正视两国结构性矛盾在各自社会造成的深刻影响，并加以妥善应对。

格外需要警惕的，是被猜忌与怨恨所绑架的民族主义情绪。毋庸讳言，民族主义抬头，是当今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现象。这恰恰是全球化深化后经济社会矛盾积聚的表现。即便在深深受益于全球化的美国，就业流失、贫富差距导致社会愤懑不断郁积，在此次大选中便被特朗普等“另类”政客所发掘，发出贸易保护、拒斥移民的经济民族主义主张。在中国，民族主义则与不断被强化的屈辱历史记忆、“冷战”斗争经历相交织，被30多年艰苦生聚的国力相催化，形成一股日益难以掌控的能量。负面情绪需要充分的公共空间来表达和释放，否则，它便可能如洪峰激流通过狭窄河道，随时可能迎头相撞。

37年前的春节，邓小平访美，为中国改革开放营造了长期有利的外部环境。如今，中国面临全面深化改革、转变发展方式等重重挑战，同样需要稳定的外部环境。中美关系是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透过此次美国大选，中国方面可真切感知美国民众如何看待“中国影响”，知己知彼，寻求理性应对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