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9日，全国政协经济委副主任、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在第十二届中国经济论坛上表示，中国经济发展方向是实体经济回归与转型，新三大红利正替代旧红利，回归实体经济要有信心，改革要调动民间积极性。实体经济不仅要回归，还一定要转型，制度创新和产业升级要靠龙头企业。
新三大红利正替代旧红利
厉以宁说，目前实体经济领域的企业家普遍焦虑。他认为，回归实体经济最重要的一点是要有信心，信心最重要。他批驳了目前“中国的人口红利、资源红利、改革红利已经没有了”的论调。
一种论调认为：廉价劳动力给我们创造的人口红利没有了;资源红利没有了，土地都用的差不多了，土地越来越贵了;改革红利没有了，改革开放中一系列重要的政策没有了。红利消失使企业家感到实体经济利润空间在逐步缩小，导致信心不足。
厉以宁认为，新的三大红利正在替代旧红利。
首先，新人口红利正在产生。
其次，新资源红利跟旧资源红利的区别主要在科学技术上。科学技术方面的投资将产生新的资源。如海水淡化增加了资源，治理沙化增加了土地，振兴草场业增进了土地资源的利用等。
最后，改革红利到一定程度以后，会发挥它的新作用。这就需要有新的改革投资，新的改革投资出来以后，新的人口红利、新的资源红利也会增加。
转型靠制度创新、产业升级
而要回归实体经济就需要进行制度创新和产业升级，制度创新和产业升级则要靠一些强大的龙头企业。
厉以宁举例说，乔布斯之所以成功，靠的是自主环境，因为有激励机制、产权激励作后盾。中国也需要良好的激励机制和市场，因此一定要扩大内需，而扩大内需最重要的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中国贫富差距特别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二次分配有问题。他尖锐地指出，西方是一次分配不足、二次分配缩小差别，而中国则是二次分配扩大了一次分配的差距。
厉以宁说，无论是民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政府不应管得太多。他强调，国有企业应该是独立的、自主经营的企业。国有企业是国有资本的配置，它的考核、经营不应该直接管理。所有企业都应该完善法人治理结构，遵循市场规则。
城镇化有中国特色
为什么1979年以后改革这么快?因为民间蕴藏着极大的积极性，农业承包制就是一个例子。
厉以宁用生动的语言描述了上世纪80年代前期的一幅景象：农民拎着大包小包，挤火车挤长途汽车;穿西装的乡镇企业推销员带着样品走遍全国推销产品。几年之后，计划体制被打破了，农贸市场开摊位卖股票的景象又出现了。乡镇企业在农贸市场摆地摊说明了民间对股票市场有极大的积极性。
厉以宁认为，巨大的城乡差别是中国亟待逾越的鸿沟，破解的办法就是城镇化。
他举例说，城里的土地是国有的，祖传的房子有房产证，买的商品房有房产证，有了房产证创业可以抵押。而农村呢?土地集体所有制，承包地没产权只有使用权，宅基地只有使用权，宅基地盖房子不管多漂亮不能抵押，没有物质资本。除了公众的名义上的所有权以外，对农民自己没有任何意义。在教育、文化、社会、医疗资源分布上，城乡差距都很大。
经济发展起来以后，农民虽然承包地了，但由于外迁，农村就剩那块地，劳动力素质也低，土地也浪费了。
厉以宁说，要增加农民的物质资本，让农民必须有三权三证。通过土地确权保护农民的利益不能被任意侵害。他建议，应该先在农村的实验区做，之后逐步推广。
人力资本农村不如城市，要通过教育资源的有效配置解决这个问题。社会资本，要鼓励农民闯出来，扶植农民创办小微企业。温州人出来全靠自己闯，闯着闯着，慢慢积累的社会资本就多了。
厉以宁认为，城镇化有中国特色。新的改革，中国不能学西欧，西欧工业化和城市化是同步的。200多年来，把城市弄得污染严重，有钱人就往城外搬，这是反城市化。
中国不能向他们学，80%以上的人口都住在城市里，那是不行的。中国将来有15亿人，80%就是12亿人住在城里，中国城市什么样子?生活质量下降，谁还愿意住城里?
在厉以宁眼中，老城区就是多年以来生成的，新城区就是开发区、实验区、工业园区、物流园区等。新社区就是今天所说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着重在两点：一是公共服务到位，二是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这就是中国城镇化路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