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底，在贵州省黔东南雷山县丹江镇通往西江镇的山路边，杨家胜承包的630亩示范农业园郁郁葱葱，整齐的茶树间杂着的柑橘树上，挂满了半熟的橘子，主人杨家胜热情地邀请客人摘橘子。
杨家胜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这个农业园每年有几十万的利润，而发展这么大的农业园需要不少资金，这些资金主要来自于雷山县农信社的贷款。“这些年陆陆续续贷了80万左右。农信社贷款很方便，只要拿上身份证和“摇钱树卡”，以及夫妻两人的签名，到农信社就可以贷到款，手续很简单。”
“摇钱树卡”是贵州农信社的一大创新。通过信用社的信贷员与支农联络员、村支书、主任、村里的权威老人等一起组成贷款评定调查小组，给每户家庭评估信用等级、建档，发放“摇钱树卡”，一旦农户有需求就可快速贷款。
伴随着上述金融创新的是当地金融业的快速发展。截至2012年9月末，全省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达10241亿元，同比增长23.5%，增速在全国排名第三位;各项贷款余额达8060亿元，同比增长22.5%，增速在全国排名第五位。
存款破万亿
在贵州上下看来，存款破万亿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指标。“存款余额突破1万亿元是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不仅是量的变化，更是质的飞跃。”贵州省政府副秘书长、贵州省金融办主任周道许表示。
贵州省一份和江苏、山东、黑龙江三省各自存款余额超万亿元时的主要经济金融指标进行比较分析的报告显示，当苏、鲁、黑三省各自存款余额超万亿元时，存款余额占GDP的比值均超过100%，存款余额均先于GDP达到万亿元，可见金融指标是经济发展的先行指标。从存贷比来看，江苏、山东在存款余额超万亿元时的存贷比均较高，尤其是山东达到了83.3%，表明经济发展速度正以加速度向前发展，在这个阶段的融资需求十分旺盛。
报告指出，当金融总量超过万亿元时，也正是经济发展进入加快发展的阶段，如江苏、山东，在存款余额和GDP双双超万亿之后，短短十年时间，存款余额先后突破了2万亿、3万亿、4万亿，江苏甚至突破了5万亿、6万亿;与此对应，这两个省的GDP先后分别突破2万亿、3万亿、4万亿。
“可以预见，我省在今年实现存款余额突破万亿元之后，GDP将很快实现突破万亿元。”报告指出。
贵州省一位官员告诉记者，存款破万亿是一个重要的指标，从发达地区的经验来看，进入这么一个阶段之后会进入一个经济起飞的阶段，“十年前江苏的存款破万亿，十年后江苏已经翻了好几番。而贵州目前的阶段跟当初的江苏相似。”
人行贵阳中心支行副行长蔡湘说，目前贵州后发赶超的优势已经开始显现。“本世纪初也曾有外面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发函过来，想要进来，但我们发给他们相关的资料之后就没有消息了，因为金融机构进入必须要有一个基本的平衡点。”蔡湘说，近年来股份制银行集中进入贵州，但在2009年以前，贵州都没有一家股份制银行。
蔡湘表示，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国家实施的战略和政策，以及贵州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三化同步”战略的实施，基础设施建设的推进，贵州经济发展进入加速期，也给金融业发展带来了很多机会，“这四年的信贷增量已经超过了过去几十年的积累，说明了金融在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同时，自身的发展也非常快。”
周道许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贵州是典型的投资拉动型经济，没有大投入就没有大产出，没有大产出就没有大发展。2011年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完成5100亿元，同比增长60%;今年要确保完成固定资产投资7650亿元以上，同比增长50%以上，资金需求巨大。
“贵州现在处在加速发展阶段，固投比较大，这是贵州经济发展的需求，也是阶段的必然产物。”周道许告诉本报，目前贵州的金融业之所以发展这么快，跟所处的阶段有很大的关系，工业化创造供给、城镇化创造需求。贵州的城镇化水平比较低，正处于加速发展的阶段，对资金的需求比较旺盛。
“在这个阶段，投资回报率比较高。”周道许说，贵州的业务、资产和利润增长速度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贵州省社科院城市经济研究所所长胡晓登告诉记者，贵州的城镇化率很低，目前才有35%左右，在全国排名靠后，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了15个百分点。根据2017年要达到45%的发展目标，这也意味着未来每年将有2%的人群进入城市，而这将创造很大的需求。
按照计划，到“十二五”期末，贵州省全省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达到18000亿元以上，贷款余额达到14000亿元以上，上市公司户数达到40户以上，保费收入突破300亿元，均比2011年翻一番;实现村镇银行县域全覆盖、小额贷款公司实现乡镇全覆盖。
贵州省保监局局长李翰辉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实施和迅速发展，已经有不少保险公司准备进入贵州发展。他告诉本报，目前贵州正积极筹备一家本土保险法人机构。“这项工作正在积极推进过程之中。”
后发赶超
“贵州是贵阳的省会吗?”多年前，这是外界常常流传的一个笑话。在贵阳当地采访时，当地一位资深媒体人回忆，上世纪80年代和母亲去北京出差时，北京一位老大爷得知自己来自贵州时，问：“就是在陕西的旁边吗?”
与这些故事相对应的是贵州多年来人均GDP垫底的局面。以人均GDP计算，去年贵州约为16116元，仅相当于上海的19.3%。
这种落后的局面在近年来开始发生变化。2010年8月，时任黑龙江省省长栗战书调任贵州省委书记。与此同时，时任江苏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的赵克志调任贵州省代省长(当年9月任省长)。当年10月26日，贵州召开了史上第一次工业发展大会，推出了“工业强省”战略，全力补足贵州经济发展的短板。
当年12月26日，在贵州省委省政府的努力下，108家央企投资贵州47个项目，总投资达2929亿元。有了央企的推动，贵州的投资驶上了快车道。统计显示，今年前三季度，贵州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5330.12亿元，增长57.9%。
在工业强省和城镇化带动战略的同时，贵州大力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三化”同步。与此同时，国家各个层面的政策也十分“给力”。今年1月，《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贵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下称“国发2号文”)出台，更是给当地带来一系列利好。
胡晓登说，以国发2号文为代表的政策配套的支持和人力资源的支持非常关键，“贵州和广东、江苏、山东等省的经济差距实在太大，从沿海来的领导过来后，对贵州会产生很大的促动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贵州省委书记、省长赵克志，省委副书记陈敏尔均有丰富的沿海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经验;2010至2011年，贵州分别从江苏、浙江、山东等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引进两批共12名优秀干部担任县委书记;今年10月刚揭牌成立的贵州银行，包括董事长肖瑞彦在内的高层管理团队都是从民生银行引进。
当地分析人士说，发达地区来的领导和人才不仅为贵州带来了先进的经验、思想观念和发达地区的资源，也带来了做事风格、看问题的眼界和胸怀。
在各种利好的推动下，近两年贵州经济也实现快速发展。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贵州实现GDP5701.84亿元，增长15%。今年前三季度，贵州实现GDP4400.08亿元，同比增长13.8%，增速仅次于天津(13.9%)，与重庆并列全国第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