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也好，中美也好，国家利益的博弈呈现极为矛盾的两面：安全利益方面，越来越趋向对抗，而经贸方面共同利益的雪球则越滚越大，大到足以影响美国总统大选和日本内阁更迭的程度。
围绕钓鱼岛的博弈中，中国尽管发言权在增加，但仍需慎之又慎：在政治上，目前无法对台湾地区做到完全有效的统和，从而一致对外;在军事上，自身实力还没有强大到足以抵消美日军事同盟压力的程度;在经济上，对日制裁可以让日本觉得很“疼”，但我们自身是否也会觉得很“疼”，甚至比日本更“疼”?
对日经济制裁作为一张牌，并非不可用，但一定要明白，什么情况是可用的以及用到什么程度是可以允许的。
首先，钓鱼岛的争议事关主权和国家安全，与这一因素相比，应当用什么标准来衡量经济上的损失是恰当的。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放到国家利益的高度去考察，孰高孰低?以牺牲后者的方式来维护前者，在多大的程度内是可以接受的?这些问题似乎从来没有得到系统性的回答。
中日也好，中美也好，国家利益的博弈呈现极为矛盾的两面：安全利益方面，越来越趋向对抗，而经贸方面共同利益的雪球则越滚越大，大到足以影响美国总统大选和日本内阁更迭的程度。在国家利益强度学说下，美国政府的认识似乎是最清晰的，防止另一个全球性“霸权”国家的出现始终是其至关重要的生存利益，按照这一思路，对中国的遏制乃至某种程度的军事打击，都是可能的逻辑结果。日本政府看起来处于左右为难的矛盾境地，既要对中国压榨地缘政治的好处，又要占有中国市场提供的巨大机会，反映在政策层面往往是其极度矛盾的两面性。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准备好了没?如何来衡量二者的关系?
其次，对日经济制裁，是“横扫千军”，还是“杀敌一千，自伤八百”?这个问题本质上属于经济学上讨论的可替代性问题。如果中国经济对日本经济的依赖度较低，就意味着不购买日本产品可以买别国的，左右逢源之下自然会掌握主动权。制裁问题的本质是，谁能够更多地忍受由制裁带来的对经济的破坏程度和速度。
从目前的状况看，中国经济的忍耐力似乎更强一点。但是不要忘了一点，能够忍耐并不是没有损失;能够忍耐一时，也不代表能够长期忍耐。美国的单方面经济制裁往往能起到作用，背后的潜台词是，美国对他国的经济依赖度有极大的弹性。
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中国经济的总量大于日本，中国市场是日本梦寐以求的;但中国在某些关键领域对日本的依赖程度是比较高的。这也从侧面提醒了制裁的策略，在替代性高的领域，可以放手去做;在替代性低的领域，最好慎行。
普通人的感觉足以说明这一点，谁都知道不买丰田、本田车，可以买大众、通用，但不买佳能、尼康的相机，恐怕你找不到合适的替代品。从替代性的角度看，2002年入世以来形成的以消耗廉价劳动力和资源的经济发展模式严重依赖外部需求，不管有没有这次钓鱼岛的危机，这种发展模式都已经走到了尽头，产业升级能否顺利进行，实际上直接影响了我国政府外交政策的选择。
说得更明白一点，2008年以来谁的日子都不好过，但中日两国的经济规模还是处在同一量级的，制裁政策一经推出，日本日子不好过，我们这里也会有影响。
我们应该思考的是，在目前以资源消耗、人力消耗为主导的发展模式无法持续的时候，调整经济结构带来的新的增长点能否抵消因为对日制裁的损失。如果真的能够抵消，那么外交政策选择的自由度将会有更多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