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最新发布的课题调研报告显示，西部地区的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反而比城镇更加严重，率先进入“未富先老”的怪圈，呈现出更为明显的城乡倒置现象。
上述课题负责人、四川省社科院副院长郭晓鸣称，人口老龄化问题并不只是东部发达地区或者城镇所独有的问题，它在西部农村地区表现更为突出和严峻。在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吸拔下，大规模流入城镇的农民工已不再仅仅是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而是包括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
率先“未富先老”
四川作为中国最主要的劳务输出地之一，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东南飞”导致的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和农村空心化现象更为严重。此次由四川省社科院和四川省农业厅联合组织的课题组就选择四川省富顺县、安岳县和中江县三个具有代表性的传统农区完成520份农民问卷调查(有效问卷501份)。
调研报告称，国际上通常把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0%，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作为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的依据。而对501户农户的问卷调查发现，农村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18%，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11.4%。
郭晓鸣说，如果去除长期在城镇务工且被纳入城镇人口的那一部分人口，农村人口老龄化率将更高。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离开农村长期在城镇务工，导致农村空巢化现象的出现，38.3%的家庭只有一位或两位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留守在家。
而更详细的数据显示，在调查涉及的1744个劳动力中，有750名外出务工，占比43.6%;而在外出务工劳动力中，45岁以下的青壮年劳动力占90.53%。
不仅如此，特别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中有88.4%的人仍在从事农业劳动，且占总农业劳动力的比重高达33.2%，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凸显出农业劳动力高龄化特征。而在45岁以下青壮年劳动力中，只有17.3%从事农业生产，仅占总农业劳动力的23.3%。
“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现象的出现，意味着在公共财政投入更少、居民富裕程度更低的传统农区更早丧失‘人口红利’，并且面临着更加沉重的养老负担，这对农业现代化进程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推行必然产生显著的制约性影响。”郭晓鸣说。
引发多样化挑战
该课题的初衷在于准确把握当前西部农村“谁在种地”、“如何种地”的问题，及其对粮食安全和现代农业发展的综合影响。报告显示，劳动力老龄化直接导致农业生产向小农经济倒退，也成为农业技术进步的重要障碍。
调查发现，很大一部分老龄劳动力对种植业结构进行了倒退性调整，其主要做法是将水稻和油菜种植规模缩小至满足自食需求的水平，并逐步放弃种植玉米、小麦、红薯等耗费劳力且收益不高的非生活必需的传统作物，无力耕种的土地则大多撂荒或临时送给乡邻耕种。老龄劳动力生产粮食主要用于自食，用作出售的粮食较少，农业生产又回归到改革开放前低投入、低产出的小农经济模式。
而从家庭副业上看，大量农户因缺乏劳动力而主动缩减了生猪等养殖业的发展规模，有57.3%的家庭已经不再饲养生猪，户均存栏数为3.3头，且主要用于自食，用于出售的生猪数量逐年锐减。曾经作为农民家庭经营收入重要支柱之一的养猪产业的衰落，表明农民这一传统增收渠道几近瓦解。
不仅如此，农业劳动力老龄化首先导致生产方式向自给自足的传统农业倒退，进而产生农业技术需求明显萎缩这一更为严重的后果，这就使得政府主导的农业技术推广不可避免地呈现出“上面热、下面冷”、农民积极性低等突出问题，导致了老农民、老品种与老技术的循环。
报告还称，农业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直接影响是农村家庭的空巢化，501户农户的调查显示，农村家庭空巢率高达38.3%。显然，农村家庭空巢化将对农村老年人口产生经济和社会上的双重影响，而社会影响甚于经济影响。
郭晓鸣对此的看法是，因为农民家庭收入主要由务工收入构成，对种养殖业的依赖性较弱，因此，至少在短期内家庭空巢化对农民增收的影响较为有限。而在社会效应上，农村家庭空巢化增加了老年农民的劳动强度、孤独感和养老质量。
“大量老年农民还未实现从土地养老向社会养老的转变，虽然其主要收入不再来自于种养业，但是仍然没有脱离农业生产。而且较大部分老年农民没有子女在身边照料，需要承担繁重的农活和家务，承受晚年的孤独感。因此，应当加快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养老保险制度，更加关注农村老年人口的晚年幸福。”郭晓鸣建议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