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中观经济具有创新和突破功能，可以为宏观经济起到“试验田”作用 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地区、各部门情况千差万别，这就需要各中观主体发挥主观能动性，解放思想，大胆改革和创新。比如，深圳特区在建立之初对工人实行的联产计奖制、工程建设招标投标制，并于80年代初期进行了股份制试验。不仅使得深圳特区建设在白手起家的情况下迅速发展，而且为全国起到了示范作用。这些制度和试验的做法后来在全国推广，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在80年代中期，全国各地还根据自身情况探索出了一些中观经济发展模式，如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三角洲模式等。这些模式是各地区审时度势主动发展的结果，对宏观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就地区经济而言，多种发展模式的出现，表明中国在乡镇经济、县区经济、中心城市经济、省区经济等各个层次上，正在进行多层次的地区经济问题探索。这样，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伟大事业中，宏观(国家)主要负责总体设计和目标管理，中观(省、地、市、县等)则主要负责地区创新和自主发展。对于新生事物成长来说，中观层次有直接的经济利益，能提供直接便利的服务;这样，新生事物的成长，反过来又能解决中观经济发展中某些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这些问题通常也是宏观上的热点和难点，往往一经解决就会逐步得到国家的确认和完善，这样又会得到更多地区和更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产生良好的示范和带动效应。中国绝大多数改革措施和政策的出台，走的都是中观先“摸石头”、宏观再“过河”的路子。
2.中观经济能发挥稳定和协调功能，有效削弱宏观经济的过度振荡
中观经济对于宏观经济来说，具有一定的“稳定器”和“减压阀”作用。这可以从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两个方面来考察。
自上而下方面：当宏观经济出现大的振荡或者不利于中观发展时，发挥中观主观能动性，通过中观各个层次的逐层“吸收”，将有害“辐射”降低到最低限度。20世纪80年代初期，国家进行国民经济调整，大力压缩基本建设投资，但有些省份发挥中观的调节功能，在基本建设投资大幅度下降的情况下主要经济指标仍保持全面增长的好势头;90年代中期，国家出台房地产业降温、消除“泡沫经济”的政策措施后，海南省经济受到极大冲击，但他们通过开发旅游业、高效农业以及为微观经济创造良好外部环境等途径，将冲击波大大减轻，使中观经济经过短期波折后很快重现生机与活力。
自下而上方面：当微观层出现不良征兆时，中观层可以及时干预，这可以弥补宏观层鞭长莫及或者说“山高皇帝远”之缺憾。比如，一些在全国短缺、影响重大的产品的生产企业，地区经济和部门经济等中观管理层一般都会给予密切关注，一旦出现运行阻碍或者其他矛盾，中观层会全力 以协助解决，不会将矛盾上交。但是如果处理不当或失职，就有可能对宏观经济造成冲击。事实上，一些地方出现的金融风险案、特大灾害或灾难案，曾经对宏观经济产生很大负面影响，有些甚至影响到中国的国际形象。
3.中观经济能完善国民经济控制系统，分散集中控制的风险
从改革的角度来看，中观调控系统在整个国民经济系统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根据控制论的观点，国民经济系统多目标最优化问题，归根到底是求函数的极值。在集中控制的条件下，函数自变量的个数急剧增加，使最优化系统空间的维数急剧增加，给精确的计算带来巨大的困难。同时，集中控制的结构具有高度刚性，系统对随机变化和环境变化的适应仅仅来自于它的中心。虽然，集中控制可以使系统长期保持稳定，但是系统的不变结构和它各部分进化变迁的矛盾最后将发展到十分尖锐的地步。另外，集中控制还会降低系统工作的可靠性。一旦控制中 发生失误，各子系统都难以预防和纠正，从而使整个系统的状态恶化。如果不同层次的决策分别由不同的主体提出，各子系统具有较强的独立性，这就称为分级(或分散)控制。分级控制对权力的纵向分割，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克服集中控制的上述弱点，能够适应环境和系统内的变化，使每个层次具有自主应变的功能。同时，下级层次由于自行接受和处理的信息增加，控制效率也随之而提高。实行分级控制的经济运行机制，就是由中央控制地区、部门和大型集团，再由地区、部门和大型集团控制企业或微观经济层。如果不实行这样的分级控制，而由中央直接控制企业、宏观直接控制微观，那么，中观层次只起消极传递作用，结果只能使控制系统呆滞、僵化。